中国道路杂思路 12.7 第十二章 理想中國（7）

 12.21 后工業化需要強有力的政府體制

后工業化時代，傳統社會解體，文化觀念多元，社會結構趨向扁平，傳統家庭功能消解萎縮，需要相應的社會功能彌補相應的家庭功能。過去社會生產力低下，社會個體隻有抱團組成緊密的群體才能生存，家庭就是維護生存最基本的手段，也成為基本的社會組織。個體的繁衍生存依靠家庭，維護生命的延續與養老都是家庭基本職能，也由此產生與此相應的社會倫理道德，家庭的生存與照顧老弱病殘成為社會個體自身的責任。現代社會生產力與科技的發展，社會物質財富的富足，社會大眾靠自我個體能力也能在社會中自立生存，舊有的社會基層細胞或家庭不再是社會個體生存或生活的必要手段，舊有的社會基層細胞組織對社會個體失去組織與保護功能，而現代社會文化與思想也鼓勵社會個體以自我意願追求個體成就與幸福，這也必然帶來社會的倫理道德觀念的改變。后工業化的社會將是一個碎片化與扁平的社會，許多過去屬於社會個體與家庭的職責，如生育與養老，由於家庭與社會基層的瓦解或萎縮使相應的個體職能變弱，或社會個體不再意願承擔相應的社會家庭職能，這些都將成為社會必須面對與解決的問題。比如社會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減少，個體的健康與養老等社會問題，這些過去屬於家庭的責任都成為社會需要承擔的責任。表面是社會進步帶來的變化，卻其實也是是社會物質生產進步帶來的消極后果，追求個體自由與幸福的社會個體將部分個體責任推向社會，這就是自由民主價值鼓勵下，個體享樂意識的膨脹，追求個體幸福與成就的現實必然結果。這是社會生產進步必然帶來的社會變化，自由權力屬於每個社會個體，屬於自己，而責任則屬於社會，民主或民粹則是捍衛這種極端自由與權力的手段。

社會個體追求自由與幸福將過去屬於個體的責任推向社會，這是社會生產與物質豐富帶來的必然現象，政府社會責任的增加是未來社會發展或后工業化社會的必然結果。社會責任的增加也應該是社會權力的增加，即是社會管理者政府權力的增加。對自由民主意識形態而言，無疑就形成了一種悖論，這就是西方社會普遍遭遇的問題，自由民主意識形態要求小政府，而個體追求自由將個體原有責任推向社會，政府就是社會的管理者，增加的社會責任需要大政府，小政府就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用小政府管理日益增多增大的社會或社會責任，這無異於緣木求魚，這也是西方社會民主體制最終造成社會治理低效的一個原因。大政府違背自由民主價值，而小政府又力有不逮。后工業化社會即是一個社會個體自由度高，也即是個體應負的社會責任盡可能小，這就必然是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大政府來管理與負責社會個體不再願意承擔的的社會責任，否則社會難於正常運作或無於維系。而中國社會傳統文化具有強烈的集體主義基因與文化價值，對個體自由的內涵也有不同於西方文化思想的解讀。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大眾意識並不排斥一個能服務於社會的強有力的大政府，而大政府需要大一統政治集團的基礎，強大與穩定的社會領導集團是社會管理與穩定性的基礎。大一統的政治集團不僅是中華文化的傳統，也契合中國的現實，契合未來的中國社會，這就是中國大一統社會精英集團的社會現實與文化基礎。這是西方社會難於比擬的中華文化優勢。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就社會物質生產而言，並無本質不同，都是資本生產。不同在於社會資本的所有制不同，以舊有的意識形態理論，資本所有制的不同帶來社會生產本質的不同，以及分配的差異與社會貧富不均，以此產生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私有資本與自由市場是資本主義的根本與基礎，而公有資本消滅社會剝削與不平等，這些僅是意識形態理論的表述。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社會資本的所有制已不是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這兩種社會體制都包含私有與國有的企業，僅有比例的不同，沒有社會生產本質的不同，公有是維護社會基本秩序的手段，私營企業則是活躍經濟與市場不可或缺，這兩種社會體制都共同面對同樣的社會問題，即社會分配與貧富差距，以及社會經濟危機。而社會經濟危機是未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都必須面對的社會問題。擺脫過去僵硬的計劃經濟教條的社會主義體制，比資本主義體制具有更多更強有力的社會管理手段，也必然更好地達到社會的分配公平與縮小貧富差距的目的，以及減緩經濟危機的沖擊。

經過幾十年改革開放與思想解放的中國，對社會主義的思想觀念的理解已超越舊有意識形態的教條，全社會全民利益的體現就是政府始終如一的目標，這個目標的具體表現就是追求社會全體的最大利益，並達到所有社會個體的最大利益，社會主義就是最有效與有力的手段，強有力的政府不僅是現代中國社會的基礎，更是最卓越的社會軟實力，契合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浪潮。

12.22  集體主義 中華人文優秀基因

團結協商服從合作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價值，與自由民主強調個人價值的所謂普世價值，並最終走向的民粹的極端個人優先，不僅不契合，甚至存在本質上的矛盾。自由民主價值的社會實踐，隨著社會的發展由精英群體的民主最終走向大眾民主或民粹民主，是社會民主發展的必然，民主體制的效率與社會治理成效，已使民主體制遭遇詬病與質疑，至少自由民主價值已不像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蘇聯解體時那樣成為不容置疑的普世價值。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也是統一與分裂交互的歷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歷史周期性興替，無論分還是合都是中華文化在特定社會環境的表現與文化必然。分是中樞權威墮落，社會治理能力的喪失與社會失序，結果帶來戰亂，社會生產遭受破壞，大批人口的滅絕，合帶來恢復與盛世，合的背后是強大武力為手段的強力統合。從許多方面而言，中國的大一統及傳統文化與自由民主文化思想價值不僅不契合，甚至存在先天的矛盾與對抗，代表自由民主價值的民主體制在中國的施行，必然帶來社會文化，群體，以及地區的利益沖突。如前所述，民主體制帶來地區政治力量崛起必然挑戰中央權威，也必然帶來不同民族分裂勢力的崛起，民主體制也必然造成中央政府權威的衰落，而境外政治勢力以政治經濟各種力量進行壓迫，中央政府不得以強力壓迫地區政治勢力，命運必定有如同蘇聯民主改革的翻版，最終使中國步上蘇聯的解體之路，中國也與蘇聯一樣成為歷史名詞。毫無疑問，撇開民主體制不同黨派相互斗爭帶來的失序與無效，民主體制造成各種社會及民族政治勢力的崛起，是大中國無法跨越的陷阱，而分裂的中國從根本上並不符合全體中國人民，包括各民族人民的最大利益。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與文化，及眾多民族組成的古老大國，大一統就是中國社會最根本的文化基礎，這種源自於農耕文化的互助協作，進而擴展為大一統的國家與文化傳統，本質就是家庭家族利益總是第一位的，同時兼顧群體與社會的共同利益。歷史上群體與社會是抵御外敵的共同屏障，是家庭與社會個體共同利益的根本，現代社會它仍然是社會大眾追求最大利益的最佳手段，這是群體與社會的本質決定的，維護這個根本是每個社會個體的責任。這就意味著服從權威與群體秩序仍然是社會人倫的基本道德，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對現代社會進步有著奠基的作用，然而極端的自由民主價值追求已將社會引向歧途。群體與群體秩序，以及群體權威在中華傳統文化思想中具有重要位置與文化價值，在本質上極端自由民主與中華文化的服從與合作存在根本的矛盾。集體主義是中華文化最根本最優秀的文化基因與根本，根本是因為它是中華文化的根，農耕，家庭，協作，群體，以此為基礎成就大一統的中華社會與幾千年的文化傳承。

大一統是中華傳統文化最珍貴的文化基因。有過這樣一個故事，某知名學者曾與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為中國的科技發展與登月感到欣慰，而對方很不屑一顧，回曰，‘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我們能把五百個人送到月球上並安全回來。’。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從話的原意看，中國隻是佔了體量的好處，沒什麼大不了。然而換一個視角，就可以得出另外一種視角的結論。以瑞典的人口體量與中國的比例，瑞典不送五百人到月球，也應該送一個或兩個人去月球，然而沒有，也許瑞典根本沒有所謂登月計劃，所在歐盟大家庭也不會有這樣的計劃。這就是天生一家子與為利益結成結成一家子的不同，天生一家是文化與歷史基因的血緣傳承，合成一家是現實利益的捏合，隨時會因利益而散伙，英國脫歐就是最好例証。科技知識可以開發與學習，而文化是難於跨越的，甚至是無法跨越的，這就是歐盟危機重重的原因。全球化就是一個人類統合的過程，國族小社會組合為區域大社會，最終是全球大社會的過程，也是追求各自最大利益的過程，區域統合成功者佔據最有利位置，中國大一統的民族文化及形成的大市場使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佔有強有力的位置，這也是中國大一統文化給中華民族在新世紀新時代最佳的禮物。也許在中國人登月歸來之日，歐盟還在為成員國彼此責任與利益分配而爭吵，甚至歐盟已不復存在，對中國體量的揶揄也成為西方聊以自慰的最佳理由。大一統是中華文化復興最根本的物質基礎，是中國傳統文化不可須臾離棄，最寶貴的傳統文化基因。大國本身就是紅利，既是天生地造，也是中華民族祖祖輩輩血淚凝成的文化基因與紅利。

12.23  中國 走自己的路

一百年前為了凝聚力量救亡圖存，中國革命者選擇了一條以暴抗暴的革命之路，走俄國人的路成為理想與目標。俄國人的路也許是一條成功的革命抗暴之路，卻不是建設新中國與民族復興之路。而西方的自由民主之路，不論是西方發達社會還是非西方社會都遭遇了困難，西方社會的低效與民粹橫行泛濫，非西方社會的無序動蕩甚至國家崩解，蘇聯就是前車之鑒，自由民主之路對中國而言不僅是充滿不確定因素之路，甚至是危險之路。中國人必須走自己的路是以中華民族的最大利益作為基本准則，而不是意識形態思想價值作為准則。自由民主作為普世價值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的選擇，意識形態為基礎的社會價值過於強調生命后天社會物質文化環境形成的社會思想意識或精神價值，忽略甚至漠視生命先天物質利益的本質，這就是自由民主價值或共產主義理想社會遭遇現實困境的根本原因。中國應該走出意識形態的禁錮，以中華文化健康寶貴資產為社會基礎，即集體主義的價值，以追求中華民族最大利益為原則，借鑒學習吸取西方先進文化思想，走一條符合中國文化特色經濟發展及民族復興之路。

80年前，蔣廷黻認為，“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隻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80年過去了，中華民族走過無數曲折險阻，艱辛困苦，對於蔣廷黻的疑問，歷史已給出回答。而對於走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我們所面對的又是什麼樣的問題，中國應該走什麼樣的路，就是前面所提三種道路的選擇。

一種可能是，僅以政府職能部門相應調整，回應社會經濟生產的變化，而不是意識形態思想意識與體制的調整，即老祖宗的哲學，墨守成規，社會思想本質上以不變應萬變，以中國的社會文化習性與歷史，這是最有可能的選擇，也是可以持續的，然而成就的是一個新土豪，也不會是真正的民族文化的復興，人類歷史從來就不存在沒有新思想的文化復興。

另一種可能是接受所謂普世價值，走西方民主之路，即使成功過渡，也是一個民粹主導與低效治理的社會，西方社會就是例子，而最可能的必然結果是社會走向碎片化，內戰與國家解體，成為二十一世紀解體的蘇聯，中國絕不再有統一的機會，中國從此成為歷史。

自由民主不僅本身有陷入民粹的問題，也是中國無法跨越的陷阱。然而平實而論，權力受大眾監督，社會管理與利益分配公開透明，無疑是社會文明現代性最根本的基礎與標識，其中也體現了對人，這個社會最基本元素的承認與尊重。實現所謂最后的人，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與輪流執政所能最終達到的，對人的承認與尊重，這就是《終結》一書的底氣所在。然而存在最后的人嗎？這也許是西方文化意識形態思想觀念遮蔽下的概念游戲，后工業化之前的社會文化與思想，由於地理因素造成的國家族群與文化的差異，造成文化的高度同質性，如今站在后工業化或軸心時代以來歷史巨變的關卡，全球化發展帶來社會文化與思想的多元與共處，最后的人還有意義嗎。中國有自己的文化與歷史，可以憑自身的文化與思想走出自己的路，做到社會管理透明公開，民意的監督，而不僅是權力體系的自我監督，來自體制外的民意監督提高社會彼此的信任，精英決策民意監督是中國可能走的第三條道路，這是一種可能的避開自由民主帶來的社會碎片化與混亂，即能達成現代社會公開透明的原則，也能實現高效治理的目的，這也應該是一個緩慢而漸進的過程與目標。

理想的中國應該是一個體現追求生命本質的社會，追求社會全體與所有個體最大利益的社會，這不僅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包括對人的承認與尊重。這個社會的最根本的物質基礎就是大一統的中國與政治集團的領導，大一統的政治集團是大一統的保証，以傳統的集體主義價值為基礎的社會主義道路，精英決策民意監督，是保障社會公平公正與平等的手段，最大利益的保証，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回歸，吸收消化西方文化思想，打破一切意識形態思想框框，做到真正的自由思想。為思想自由提供廣闊的空間，而新思想是未來社會的航標與燈塔，思想的的解放，自由的思想是新思想也中華文化復興的最根本的文化思想基礎。二十一世紀是近代三百年也是軸心時代以來三千年之關口，一個需要思想引領的時代，不僅是一個思想者的時代，更是思想工程師的時代，思想細化具體化，可執行化的時代。

中華民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也是新生的民族。古老是因為有數千年的文化傳承與歷史，新生則是由於救亡圖存，對舊傳統文化思想的革命與對近代西方思想的吸收，時代興替帶來幾十年的戰亂，以及頻繁社會政治運動，不僅使舊有的物質文化遺產遭受摧殘，也將舊文化思想累累推上歷史的斷頭台。革命激情幾乎斬斷所有與舊文化的瓜葛紐帶，摧毀了舊的文化秩序，卻並未能建立起真正的新世界，中國也走上改革開放之路。改革開放的社會發展，使中華民族站上新的歷史台階，在新台階之上，應該更加全面公正與客觀對待我們自身的歷史文化遺產與思想，傳統文化既是中華民族近代積弱的根源，也是華夏神州組成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以共同面對危機的粘合劑，傳統文化思想也必然是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共同基礎，集體主義價值就是中華民族面向未來最寶貴的資產。對西方優秀文化思想的吸取，是中華民族走向近代現代化的思想基礎，任何思想都有其社會環境基礎的歷史極限，走出意識形態思想的時代環境禁錮是創造社會新思想的基礎。對舊傳統文化思想的革命無疑在許多方面斬斷舊文化的臍帶，造成社會傳統思想的斷層，在許多方面也造就一個思想上無所禁忌，沒有傳統思想包袱的，嶄新的年輕的民族，一個沒有思想禁忌的民族，就是一個新生的民族，一個八九點鐘的太陽將冉冉上升在世界的東方。

中華，願你長成參天大樹。

2020/06/23 於L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