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杂思录 3.7 第三章 意識形態與批判（7）

3.21 民主主義與民主體制

民主主義同樣是具有普遍認同的意識形態，民主體制也成為普遍被認可的政府體制，簡單地說就是通過社會公開選舉產生合法的政府執政團隊以及對政府施政進行監督的議會。經近代數百年的發展，民主體制也已成為非常穩定與成熟的政治體制。民主的本質就是一種管理的手段，在民主體制發展的進程中，對社會文化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無疑起到非常積極的推動。民主在西方工業化過程所取得的的積極作用，使民主體制成為社會具有現代文化文明的象征，也成為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最佳答案，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一道成為自由主義者贊美的普世價值。然而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許多事例表明民主並非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也顯現一些問題。在一些推行民主改革的地區，民主不僅沒有帶來預期的結果，而是相反，民主的改革帶來社會動蕩，甚至社會分裂，經濟停滯，即使是民主體制施行百年的西方國家，對一些社會問題也束手無策，效果也不盡人意，民主做為一種新的文明的價值，曾帶來積極與進步的作用，這些積極作用是否也受特定社會條件及文化，甚至地域及時間的限制，民主當做一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無差別推行是否值得商榷。

 

民主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政治力量相互制衡，代表不同利益的黨派以民主制衡為手段監督社會權力的行使，結果使政府空轉，這是民主體制的普遍現象。民主選舉的過程與結果就是以多數票選舉產生新的政府，新的政府在其任期內將其對選民的承諾付諸實施，然而任何施政都需要有具體的措施加以落實，而政府施政就必然帶來社會物質利益或財富的流動與交易，民主體制就是權力的監督與制衡，通過監督達到社會財富流動與交易的公平公開。代表各種社會利益的黨派不僅有著執政與在野的區別，這些黨派又含有各種次級政治群體及其代表的社會利益群體，不同黨派出於自身利益考量以及受制於所代表選民利益的種種因素，各政治黨派相互間難以達成有利於社會的共識，各種黨派與社會利益團體為具體施政措施再次展開較量，利用民主議政議程相互制約，為利益相互制衡與折沖，致使政府不僅效率低下，也無法制定超越任期的社會規劃，社會議題延宕無解，最終影響社會發展，其結果是社會走向低效與無序及撕裂，社會的低效與無序首當其沖受傷害的也必然是底層社會大眾。

對於底層大眾而言，選舉是改變社會的唯一手段，這不僅是自由民主做為原生文化的西方社會全社會的共識，其實也是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理論長期灌輸形成的社會共同觀念，對社會弊病以及政府施政的種種不滿僅能通過民主選舉的程序加於改變，也即大眾隻能期待下一任期的改變，重演選民加碼要價與政客加碼承諾的游戲，選舉最終走向民粹與輿論操弄的游戲。

對於自由民主並非原生文化的地區，民主選舉並未能形成堅實的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觀念，或者民主做為社會共識的基礎並不穩固。在民主為非原生文化的地區，其本身就積累了許多社會問題，這也是所謂社會后發劣勢的根源，民主往往做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手段而引進，甚至是被外力強行嫁接，當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無法解決社會現實問題，如貪污腐敗無效率，社會大眾的積怨就會爆發，民主選舉的社會治理模式不再是解決社會分歧的唯一或有效手段，民眾就有可能採取民主與法律手段之外的，符合原生傳統文化的手段或方式解決社會問題，社會的動蕩不可避免。

 

民主造成低能低效決策。經濟與民生往往是社會的主要議題，也必然成為民主選舉的重要議題。這些議題糾雜各社會階層利益及意識形態意識，現代社會，意識形態不僅成為凝聚社會共識，也引導著社會議題解決的方向，而代表不同社會群體利益的意識形態則是社會矛盾與沖突的根源。在選舉過程中，候選人常以重大社會及經濟議題做為競選的主軸，候選人相互間也會對這些議題面向社會進行公開答辯。解決這些復雜的社會問題不僅是政府或政治人物的職責，對於這些公共議題，相關社會學者也會提供咨詢，而這些社會議題也往往涉及復雜的社會環境與經濟發展，即使是學者專家窮其一生也難以解答的，然而在民主機制下大眾選民不得不對這些社會疑難雜症做出抉擇，找出解決方案，解決方案就是選舉持同樣觀點的候選人做為新一任政府領袖。這些議題毫無疑問已完全超出大多數選民所掌握的知識以及所能理解的程度，這無疑也為媒體及政治人物操弄選舉留下極大空間。

這就出現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長期的社會經驗已使選民對政治人物失去信心，對於這些復雜議題選民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不管可能的社會財富能力及副作用而做出有利於自身利益的選擇，這些選擇往往就是選民短期看得見摸得著的利益，然而卻犧牲社會長遠利益，使社會無法做出中長期規劃，這是大眾民主的必然結果，也是民粹的基本表現。另一種可能則是追隨所支持黨派的輿論做出選擇，這也是為什麼選舉最終普遍表現為，選民飽含激情高呼所在黨派候選人的名字，任何社會議題，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兩性的，國防及社會安全等等，最終被各黨派候選人名字所替代，所有問題都被候選人個人相關資訊所替代，社會議題被候選人個人資訊所掩蓋，口號帶動公眾情緒，激情最終掩蓋社會焦點，民主選舉最終成為政治操弄。而候選人為了吸引選民，也必然投選民所好，做出不切實際的政治承諾，演變成操弄與欺騙的政治選舉秀。這些投選民所好的選舉秀，或欺騙與意識形態理想激情的大雜燴，最終被選票牽引走向民粹。這樣的民主選舉無法融合社會分歧，凝聚社會共識，也無補於社會問題的解決。民主選舉產生的這兩種可能選擇，前者的選擇是直接走向民粹，后者則是被政治人物及輿論操弄，政治人物被選票所迫，最終走向民粹。民粹是民主的最終也是必然結果。

 

就本質而言，民主是一種文化，在許多民主為非原生文化地區，民主並未能得到預期結果。民主做為一種社會管理模式，表現為一種體制，然而更是一種文化。對於施行民主的地區，特別是長期已施行民主的西方國家，民主無疑已發展及融合成為一種社會文化，是社會原生文化的一部分。對於西方社會，工業化的社會基礎，長期意識形態理論的熏陶，民主是社會自身文化的組成部分。而對於一些落后的非西方國家，民主無疑是一種外來文化，甚至可能是外來壓力下施行的改革。一個社會各種群體階層相互關系與利益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文化非常核心的部分，一個社會核心的物質存在。任何外來文化要融入原有文化，忽略群體非經濟利益因素，在不造成原有社會各種群體利益沖突的條件下，或不相抵觸的情況下都需要相當時間的磨合，在利益相互抵觸的情況下必然造成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碰撞及沖突，結果是社會動亂。利益沖突或許僅是民主做為外來文化導致沖突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外來文化也可能帶來與原生文化的社會價值沖突，這就包含更為復雜的宗教與歷史文化因素，無論如何這些沖突，利益的與非利益的，都使民主做為一種普世價值在民主做為外來文化的地區受到抵制與挑戰。不問具體社會情況而強行推行所謂民主改革，都將適得其反。

對西方國家而言，民主文化及與其相適應體制也並非一蹴而就。民主的文化與意識形態，以及政府的民主體制是在一個相對長的時期，與資本主義生產及工業化相輔相成，緩慢伴隨著社會文化氛圍及社會各階層思想意識的相互適應而逐步形成。而非西方國家往往是在沒有民主文化基礎的情況下，為實現社會工業化，以及為促進社會進步與變革所進行的政治體制移植，一種強行的外來文化嫁接，這必然帶來相關的社會文化碰撞，這有如一套電子裝置系統，由於硬件與操作系統不相匹配或不相容，不僅達不到預期的結果，甚至會當機。這個硬件就是民主體制，操作系統既是原有文化與民主體制或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的混搭。

 

也並非所有的民主嫁接都帶來不好的結果，印度就是這樣一個好的例子。英國長期的殖民統治，在一個並非政治上統一的地區用武力強力組成一個統一中央殖民政府，殖民政府也具有一套與西方殖民者民主文化相適應的政府體制，這套政府體制也在長期的殖民統治過程中與本土文化強力磨合，為社會所接受，並培養了社會本土的上層精英階層。印度獨立也順理成章地繼承了殖民政府的相關政治遺產，包括具有西方民主文化為基礎的政府體制，議會政治，及民主選舉。獨立之前殖民者的強力推行及長期磨合，已基本上消化或融合了民主做為外來文化與原生文化的對抗矛盾，至少在聯邦政府及各州政府體制層面的矛盾，獨立后民主文化與原有文化並未產生激烈沖突，除宗教信仰帶來的割裂之外，也未有社會激烈震蕩，或者說民主文化做為外來文化並未造成重大社會問題，但民主體制也沒有產生像西方社會一樣的預期的積極的社會及經濟效果，經濟發展卻遠不如受西方詬病的中國。社會現實則是，民主做為政治文化在印度僅停留在高層或聯邦及州政治及政府體制的運作范圍之內，並未擴及社會政治體制之外的方方面面，由於印度相當長時期並非政治統一的國家，社會文化及宗教及其多元鬆散，這就使民主外來文化與社會原生文化在不同社會層面各自運作，避免許多正面沖突，同樣自由民主外來文化也並未能給印度帶來像西方一樣積極的經濟成果，或許可以有另一種爭論或思辨的視角，如果沒有施行民主體制，印度會遠不如現今的印度社會。

 

3.22  民主必然走向民粹

民主也有階段性社會瓶頸，民主不僅在做為外來的移植文化的地區受到阻礙，在做為原生文化的西方也一樣遇到問題，基本有兩個方面的表現，一方面政治人物為選票迎合選民走向民粹，另一方面政治人物或資本操弄媒體，引導及操縱民意，兩種表現最終都帶來同樣的結果，民粹成為選舉主流民意。

民主的本質是一種管理手段，具體形式為代議制，表現是投票決定所有與公眾相關事物，這也為民主最終結果埋下伏筆。在歷史上任何具有民主投票機制的社會，在民主的起始階段，並非所有個體都擁有公民權或參與投票的權利，有些國家或地區甚至規定特定的社會群體或階層才擁有投票權，或擁有一定的財產才有投票權，擁有一定的財產成為個體不受他人影響與人格獨立的物質基礎或保障。然而擁有財產在許多社會歷史環境下，也是受過良好教育或是成為社會精英分子的基本條件，即是說，在民主體制的發展初期，民主隻屬於少數貴族統治精英或社會上層精英，或某些隻屬於社會上少數受過良好教育與訓練的精英分子，是社會上層掌握社會財富與知識精英群體的民主。隨著社會的生產發展與社會政治的變革，以及社會文化的進步，擁有一定的財產或特定的社會背景不再是選民的必備條件，以美國為例，1920年賦予並保障女性的投票權，1962年確立了一人一票制。社會的進步使能夠參與民主機制的社會階層及個體不斷增多，也既是擁有公民權與投票權的個體在社會人口基數中的比例也隨之增大，這就帶來一個不引人注意的，無關民主過程或程序，然而卻是影響民主投票品質，甚而改變民主本質的關鍵變化。

社會財富知識與人口的分布。可以想象現實中財富及知識的人口分布，如果擁有財富或豐富社會知識的人口在頂端，盡管在眾多個例上，擁有財富與知識並非總是一致，但大致這種假設作為社會現實是可以接受的，而貧窮與社會知識貧乏的社會個體人口，或貧窮及缺乏教育社會個體人口在底端，社會人口分布將是一個的三角形，頂部小，底部大，頂部人少，底部人多，越往上財富與知識總量越多，往下財富與知識總量越少。

這個三角形無疑在某些方面揭示了現今民主體制在西方遇到的問題，在西方社會的前工業化及工業化時期，參與民主決策的僅是兩個三角形的上部，這個人口三角形的上部是社會人口的少數，然而這部分人口掌握社會財富及知識，也許這部分人口有許多自私貪婪之徒，但畢竟掌握當時最先進的知識，受良好教育，也不乏良知之士。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社會民主體制屬於精英決策，知識基本上是社會管理決策的基礎，還是能為相應社會做出相對明智抉擇。此一時期與過程，民主也許有許許多多問題，是社會少數或小集團民主，而社會大多數民眾或勞動者階層，及婦女被排除在民主過程之外，民主做為一種政體可以說屬於上升與過度到成熟期，也契合相應的社會物質生產環境，屬於相對優質期。

自從二十世紀中葉開始，西方各國各自逐步進入全體公民投票的民主時期，民主體制出現根本性變化。這也是西方后工業化時代的開始，進入二十一世紀尤為明顯，不再是三角形的掌握財富與知識的頂端或上部做出民主決策，而是整個三角形的全部人口共同做出決策。由於貧窮與缺乏教育，缺乏知識的社會中產之下的底部人口總是佔有人口的多數，而民主就是多數決定，這就決定了社會的最終最重大決策在形式上是由社會財富底部的中下階層，同樣是不擁有必要的社會知識，以及不具備新知識的中下階層群體或階層做出，這就產生兩個必然結果。一個既是人口中，缺乏足夠現代社會知識的社會中下層決定民主社會的走向，另一個是掌握財富的社會階層或政治經驗精英通過輿論操控缺乏知識的社會中下層或社會大眾，而這在民主體制發展的中前期或社會精英群體民主的時期是不可能的，操控缺乏知識的社會底層比上層社會精英容易的多。

社會現實與選舉的機制使輿論的操控成為民主選舉必不可少的手段，輿論操控的背后就是金錢，這也是為什麼民主選舉常以候選人募的款項多寡作為勝選概率的標杆。為贏得選民不切實際的競選口號也成為操控輿論的手段，而社會大眾以各自利益對候選人競選承諾做出判斷，結果必然是以自身個體及群體利益犧牲社會全體利益，短期利益犧牲社會長期利益，最終在輿論的誘導下，選舉成為社會情緒與激情的宣泄，民主由起始的精英決策演變成為輿論操控與底層劣質決策。這樣的分析也許有人覺得過於偏頗與絕對，卻無疑是真實的，至少是當今社會全民民主真實的與必然的結果與趨向。

選民基數在人口比例的不斷增大，使民主體制由精英決策逐步走向全民決策，大眾決策，從知識方面的表現就是大腦決策走向底部決策，而大眾決策與底部決策必然走向民粹。然而民主的形式與其物質本質，即大眾民意，以及意識形態追求的平等自由高於一切的政治道德與政治正確，從一開始就決定了民主的必然結局，民粹。這也是兩千多年前，古希臘思想家先哲已經預見的必然結果。

 

在現實中不乏這類民粹的事例，政府不問財政收入或具體財源，擴大社會福利支出，滿足部分民意要求，這就是受選票壓迫，也是民意壓迫，以民意為借口，濫用社會資源，肆意瓜分社會稅收財政大餅。另一方面，財富階層以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旗幟，自由市場自由企業自由經營，減縮投資為要挾，迫使政府減稅或不得多征稅，使政府無力向社會財富階層收取更多稅收。一方面是社會公平自由口號下的社會福利擴張，另一方面是同樣是私有不可侵犯與自由競爭口號下的自由企業，鼓勵投資與保護私有，不斷擴張的財政與社會有限的稅收終使政府債台高筑，印鈔與舉債成為重要政府財源。當政府無力還債就以民主選舉，以民意拒絕如期償還債務，這些事例如非真實發生，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民主竟成為一個社會集體拒絕償還債務的借口，民主成為賴賬的依據與工具。毫無疑問，這種違約即使權宜可行也是飲鳩止渴，無論內債外債都是政府信用的坍塌與社會矛盾爆發的起點，民主是否已走入民粹的死胡同。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說，“民主本質上是一種手段，一種保障國內安定和個人自由的實用手段。它本身絕不是一貫正確和可靠無疑的。” 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民主這種手段在民主做為原生文化的西方，已成為合法的高明的，甚或高科技的騙術，以及民粹公眾情緒與意識形態理想共舞的表演，不僅不是可靠無疑，而是不斷誤導社會。這種誤導是由民主的大眾本質所決定的，也是媒體及政治人物有意誘導有關，這也是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的自由表達與政治正確道德權力的必然結果，因而民主本身也無法糾正這種由於大眾民主本質必然帶來的偏差。自由媒體各懷目的推波助瀾，這也是民主體制的社會政治及經濟決策陷入鐘擺式搖擺震蕩，社會無法進行理性的討論，進而達成共識，從而找到長期規劃以解決特定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

民主作為一種文化，最終走向低質選擇，政府空轉，大眾民粹，這是民主的基礎，即社會大眾的本質所決定的。抽象的自由道德權力，絕對的民主是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的土壤，使民主社會的人民或選民成為上帝，有如社會主義革命塑造的無產階級上帝。然而人民或社會大眾有決定的權力，卻沒有做出正確決定的能力。進入二十一世紀，無論是民主，自由，市場，資本物質生產的運作，還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都已經超越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范疇，都應該進入到一個精細化分析與精細化管理的時代，而不是空談意識形態，使社會落入空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