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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意識形態僅是抓手與台階 思想是人類文化文明進步的裡程，而意識形態思想理論更是人類人文思想偉大的裡程碑。宗教思想，特別是一神教思想，意識形態思想理論都是推動人類思想文化與社會的進步重要裡程碑。可以說意識形態思想理論是社會進步不可或缺的思想武器，也由於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產生的社會引領，與巨大社會凝聚力，是人類社會進入現代社會的思想推手。思想理論的推手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社會的理想性與功能性。理想性就是設立社會理想的目標或理想社會。而理想也必然建立在對現實社會的批判之上，批判與理想使意識形態思想理論成為社會力量的粘合劑，成為社會進步的台階與抓手，這就是思想的功能性。由於意識形態思想的巨大作用，人們也將思想的社會功能性誤解為社會的目標或理想，手段成為目標，甚至是終極目標，混淆了功能與理想，手段與目的的區別。這就是政治正確的思想意識基礎，現代民主社會或自由民主價值的追隨者就是將民主這種社會的管理手段當成理想社會的終極，這就產生了意識形態思想對社會的必然誤導，也是所謂民主終極論的社會基礎與歷史背景。 無論是宗教思想還是意識形態思想，當它成為社會思想主流，其社會的功能性作用本質是一致的。宗教是屬於神學的意識形態思想，而世俗意識形態社會功能性與理想性的混淆使意識形態思想則成為世俗的宗教。社會功能就是凝聚社會大眾共識以形成一個新的堅實的社會文化思想台階，為社會進步提供一個新的，比社會現實更高一級的思想平台。社會進步需要兩種台階或環境，文化思想的台階與社會物質生產的台階，而社會物質台階又是思想的基礎，所有社會思想即形成社會文化與引領社會，又以社會物質為基礎，受到社會物質現實的制約。這就使思想或任何思想產品帶有兩種可能的缺陷，即物質的缺陷與思想的缺陷，物質缺陷就是相應社會局限帶來的缺陷，而思想缺陷就產生於思想的分析推論演繹過程，以及為追求理想的基礎化設定與推理都會產生不可避免的錯誤。人類思想包括意識形態思想理論不僅是可錯的，存在錯誤是必然的。在自然科學方面，由於實驗的可重復性，可以看到理論發展過程的不斷修正與對真實的趨近。而社會理論由於不具備可重復與實驗的環境，思想理論難於通過現實驗証而修正，或修正也多為思想的修正，修正而出現不同的思想版本，即所謂修正主義，其原因就是社會環境的不可重復，使社會理論成為難於驗証的思想理論。 意識形態所代表的僅是一種理想模式的思想...

 9.5  現代社會基本文化思想價值 毫無疑問，自由民主是現代社會最普遍認可的思想價值，顧名思義，自由既是依照個體自我的意志行事，不受外力拘束或限制，並對自身的行為負責。而民主，即主權在民的思想，以及一系列保障與實施民主的措施，自由與民主思想意識是相輔相成，互為基礎的。民主體制是踐行自由民主思想價值的政府管理體制或政治體制，是相對於專制體制，以及非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體制而言。 自由必然是相對於群體與社會的環境而言，進化是一個由野蠻走向文明的過程，其中就包含個體對群體及社會權威的抗爭，也是追求自由的抗爭，從嚴苛的的人身依附，群體中等級的不同，到相對平等的現代社會，都是個體為追求個體自由與最大利益，以群體或社會為環境基礎，為個體自由與利益進行斗爭或博弈的結果，這就使自由先天帶有抗擊權威與群體及社會秩序的基因。自由本質既是群體中個體享有的利益，即個體在群體或社會中以自我意志支配與行動，並對自身的行為負責。就生命本質而言，個體在群體或社會中任何行為都必然帶來個體與外界環境的利益交流，排除不影響他人的行為，個體的任何行為在群體與社會中都有收益方與受損方或付費者。個體自由的受益者是行為個體，受損方可能是社會或其他個體，也可能是兩者。而群體或社會利益的受意者是所有個體，受損方也是所有個體或部分個體，然而常態的無差別受益將使受益個體失去受益的認知，而僅有責任人或受損方的認知，如受群體或社會秩序約束也是一種付出，然而卻忽略秩序帶來群體合作利益，及整個群體受益。這也使個體以個體意識為基礎產生排斥群體的天然傾向，產生個體與群體及社會相抗衡的心理，當自由被提高為理想意識，就必然自然而然產生追求自由而抗拒群體與社會的心理傾向。自由民主成為社會文化思想與價值，作為抗擊專制與壓迫的意識形態，自由民主就有著契合生命本質的先天的合理性。然而群體與社會作為生命追求最大利益的手段已經成為生命生存的基本模式，也是一切生命活動的框架與基礎，這就是人的社會性。這其中包括社會文化與思想，也包括自由民主，有如生命是生活的基礎，不能離開生命去追求生活，同理當自由民主為追求個人利益並拆解與挑戰群體與社會秩序與共同利益，自由民主就成為理想的烏托邦。自由民主在現實中就包含走向烏托邦的基因。這也是個體利益的選擇更偏好於自由的個體利益，甚至不惜犧牲群體以獲取個體自由。 自由民主是個體維護生命利益本質的直接需...

第九章 何去何從 9.1  中國崛起 何去何從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成果令世人矚目，中國的進步與中國本身所具有的人口與經濟體量，都預示著未來世界格局的改變。中國所具有的獨特性與龐大體量，使世人震撼的同時也帶來種種疑問，其經濟發展的模式不同於傳統的西方社會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續性，是否可為后來者所借鑒，其本身是否具有普適性，這不僅是中國走的是一條不同於西方文化認識與認知的發展道路，更是一條不同於近代西方主流意識形態思想的道路，也即是自由民主的普世道路。這對西方對世界意味著什麼，是不同意識形態思想文化的共存，還是近代幾百年以來西方文化獨霸世界話語的終結，其中包含太多歷史的，文化的，宗教的，意識形態思想的意涵。中國的政治體制與經濟模式都是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無法認可與接受的，西方思想界一直堅定不移的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社會中產階層的形成，自由民主必然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自由民主作為普世普適的真理與價值，任何威權或一黨體制都將被自由民主政體所取代，《歷史的終結》一書就是這種西方思想的代表。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世界與全球化進程，以及各種經濟體與國家政治與經濟的發展，事實無疑得出不同的結論，歷史並不以人類的意志為轉移，並未終結，或許是不確定的徘徊，然而是趨近理想的徘徊，還是人類多元文化岔路口的分道揚鑣？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也許僅是意識形態思想的理想願望，而人類歷史與作為物質生命真實的人在物質的世界，將追求更為適合生命本質的存在。 誠然時至今日，中國仍在走自己的路，歷史終結也未可預見，繼續向前的歷史似乎也更符合唯物辯証思想關於人類社會進步的思考。無論歷史終結與否，人們關於人類社會的未來做出怎樣的思考，人類社會未來發展都不會以人類意志為轉移，而必將以生命本質為前提，人類社會將以生命的本質為依歸，而者兩者是一致的，這個本質又是什麼。進入近代的人類社會，經過無數次宗教，文化，政治，戰爭一系列的沖突，似乎最終都可歸入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紛爭，而價值紛爭即是最終極的表現，也即是文化與意識形態價值成為激發沖突的根本原因，也是判別社會進步與落后，以及是非曲直的標准，或沖突的關鍵點，這些沖突的歷史也成為人類文明思想重要的組成部分。 9.2  普世價值 歷史的終結者？ 自由民主，普世價值，一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價值成為壓倒一切人類其他文明價值，唯一不受時空制約的價值，既是人類文明社會最...

 8.19 卓越超強軟實力為經濟發展提供助力 社會發展的硬實力與軟實力。社會經濟發展進步程度表現為兩個方面，物質與資訊的流通，發展程度愈高，物質與資訊流通量愈大愈快，反之亦然。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社會並不存在所謂的社會流通，或社會的生產流通對社會生產不具特別影響。在社會經濟基礎則體現為兩個方面，硬實力與軟實力，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流通的增多必然帶來與之相適應的硬實力的增長，與硬實力相輔相成的是軟實力的增長，硬實力就是物質化的社會經濟基礎設施，而軟實力則沉澱為社會的文化思想價值與社會習俗，最具體地說就是社會各階層的應變能力與管控能力，最終表現為社會經濟機體與社會個體的有機結合與互動。一般而言社會經濟的硬實力與軟實力是相匹配的，然而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社會由於特殊的歷史與政治原因，中國傳統文化集體主義思想與價值的基礎，社會的軟實力無疑遠遠超越經濟基礎的硬實力，為經濟發展的成功提供極大助力，這也是其他發展中經濟體所不具備的。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雖然是經濟未發達或落后國家，沒有發達國家的科學教育與產業技術諸多方面的硬實力，然而卻具有發達國家的社會軟實力，甚至某些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個社會的軟實力表現在政府對社會的操控能力，社會的動員力，社會底層受教育普及率，資訊的流通與吸收能力等等。而這些軟實力也是社會各有機體，經濟文化教育政府民間團體，能否緊密交流協作的反映。經濟發達社會的一個必然社會現象就是社會物質與資訊流通大而快捷，這是經濟發達地區的普遍社會現象。而經濟落后地區普遍不具備這樣的物質與資訊流通的硬實力，同樣也不具備資訊吸收的社會軟實力，社會僅是各種社會組織的鬆散集合體。公允的說，落后地區不具備這樣的社會軟實力或社會有機結合的粘合劑，而中國由於傳統儒家文化教育熏陶，以及現代中國由於社會政治體制與頻繁社會運動的原因，中國社會是一個高度組織與信息流通極為迅速的有機體，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社會已經具備這樣的資訊流通與吸收的軟實力。隻要與印度社會相比較，對比就很明顯，這是中國之幸。 這些社會軟實力優點在於，高效靈活的政府與產業政策，為社會經濟發展與企業提供助力與前瞻。超強的社會動員力，使政府既定經濟政策得以及時貫徹落實，社會底層受教育普及率為經濟發展提供足夠且合格的勞動生產力，而資訊的迅速流通與吸收，使先進生產技術與成功經驗獲得極快吸收復制而轉化為社會生產力。這些軟實力即歸功於...

 8.14 新中國的法律基礎 中共贏得國共內戰的勝利，毫無疑問奠定了新中國遵循古老法則成為古老中國繼承者的文化基礎，這個基礎就是暴力基礎，也是中國幾千年所有新政權新皇朝建立的共同基礎。新政權底定，跟著英雄走，跟著贏家走，這也是中國歷史傳統與社會大眾最普遍的文化心理，這種契合民族文化與歷史傳統的文化心理就是是新政權最根本最堅實的社會基礎。新中國的建立，為累經戰亂摧殘的華夏迎來和平建設的機會，然而中國不再是封閉的自立於世界之外的世外桃源，新中國又被拖進戰爭，朝鮮戰爭。追究戰爭的起因已毫無意義，以當時的國際格局與敵對雙方意識形態的對立與猜忌，新中國並不存在第二種可能的選擇。中美雙方的對決與結果，對新中國而言無疑遠遠利大於弊，與世界第一強國的對決，對等和談就是勝利。 朝鮮戰爭不僅為中國迎來幾十年的國際和平環境，對飽受列強百年欺凌，民族文化與以及以文化為基礎的民族自信無疑都遭到極大摧殘的中國，抗美援朝的勝利對社會大眾心理無疑是極大的鼓舞。戰爭的勝利表面上看是意識形態對決的勝利，而實質上是中華傳統文化集體主義與英雄主義價值的激發與再現，所謂英雄主義就是無畏犧牲與集體協作，這都是中華傳統農耕文化最珍貴的人文價值，集體主義與英雄主義。這種珍貴的人文價值的激發，使中國志願軍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優秀最強大的軍隊。有關軍隊的素質與戰斗力，不外乎三個方面要素，武器裝備，將士作戰技能，犧牲精神。毫無疑問歷經抗戰與國共內戰，志願軍的作戰技能與犧牲精神遠在美軍之上，而武器裝備遠不如美軍，志願軍所憑靠的就作戰技能與犧牲精神，如果裝備相當，結局可知。中華傳統人文這些珍貴價值，英雄主義與集體主義精神蘊藏於傳統集體人文的價值之中，而集體主義精神的發揮又賴以領袖的能力與魅力，這也為中華文化與歷史埋下周期性起伏的根源。沒有新體制與領袖所激發的，蘊藏於中華傳統文化之中的英雄主義與集體主義，就不會有朝鮮戰爭的勝利。朝鮮戰爭的勝利使中共成為不容置疑眾望所歸的國家領袖，也在文化上更加夯實了新中國作為歷史中國與中華文化與社會絕對合法的繼承者，這個法就是先天的幾千年傳統文化的沉澱，即民族文化的傳承記憶與民族性格，而其他法則或所謂成文法條或程序不過是后天對勝利者的追加。 8.15 意識形態理想的悲歌 在和平建設時期，意識形態不再僅是變革的旗幟，而是成為經濟建設的指導。建立新中國，並抗擊可能的外來軍事顛覆，中國共產黨與...

 8.13 中共何以能夠取得革命的成功 中國革命的成功不僅是中國社會與歷史的巨變，也是人類歷史的巨變，改變的不僅是東西方政治力量的對比與國際地緣政治，而是一個古老東方文化的重新凝聚與崛起，這也預示西方文化獨霸必將走向終結。而中國革命是所有這一切的起點，中國革命備嘗艱辛，何以能從一次又一次死灰中復燃，終成燎原之火，據說中國革命的成功也是中國歷史一大不解之謎，以中國社會相應的條件與革命環境之艱困也確實如此。要解開中國革命成功的原因，首先要理解中國社會之文化基礎，從而找到中國革命之社會力量之所在。二十世紀上葉的中國社會與傳統的中國歷朝歷代並無本質區別，都是以農耕為基礎的傳統社會，也即是農民是社會人口的絕大多數，農民即是社會最沉默的階層，也是最有力量的群體，誰掌握了農民，誰就掌握中國。然而傳統中國農民群體也是社會最懦弱最落后無知的一群，他們與所謂代表人類最先進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如《共產黨宣言》所稱是無產階級的思想理論，即工業化社會產業工人為基礎的革命思想理論，對中國傳統農民而言，馬克思主義無疑是天方夜譚。十九世紀中下葉已降的中國近代社會，無疑是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歷史，列強欺凌，工業化受阻，甲午戰敗，滿清昏庸無能，內外交迫，國家與社會結構走向解體，所有一切都在激發民族的危機感，數千年民族與文化生死存亡在此一役。中國要學習西方的不僅是技術，更重要的是改變社會的思想，而且是刻不容緩。 中國社會再內外壓力下的解構，社會各方面與各階層的不安與躁動，也必然擴及社會最底層與人口眾多的鄉村農民。面對舊體制的無能與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中國需要具有巨大革命爆發力，能夠徹底改變中國積弱，趕走帝國主義的社會思想，而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絕無僅有，唯一能達到這一目的的思想理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論也罷，病急亂投醫也罷，馬克思主義理論成為中國進步青年救國救民的理論思想工具有著許多社會現實與歷史的必然。簡而言之，農村青年與受馬列主義思潮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二十世紀上中葉中國社會最具爆發力的社會群體。要改變舊中國需要強大的社會力量，而社會動蕩與舊秩序坍塌的中國，廣大農村與青年農民是中國最不安定與最具爆發力的地區與群體，亂世博一把不僅是貧窮農村青年的心理特點也是改變人生的唯一出路。由於社會解構，而各種政治勢力極其薄弱，甚至社會政治與組織都處於空白的廣大農村地區更是理想與革命最肥沃的...

 8.11 抗日戰爭 抗日戰爭無疑是中華民族近代史最悲壯的歷史，也是中國近代史最可歌可泣的全民族對外的戰爭。日寇狼子野心對中華民族的戕害，炎黃子孫當銘記於心。抗戰是中華民族近代史唯一一次全民族動員，團結一致對外，為民族存亡抗擊侵略者的戰爭。日寇之殘忍罄竹難書，抗戰之艱難卓絕與英勇犧牲，國共兩黨共同領導了抗戰，為中華民族迎來了勝利。蔣介石對抗戰的勝利有著很大功勞，就抗戰而言，就像許多在戰場犧牲的將士，以及眾多國共抗戰的領導者，民族英雄之稱號並不為過。作為中央政府領袖，堅持抗戰，拒絕對日妥協，使中國不至於失去一個中央政府，中國也不至於陷入明末清兵入關，由於沒有一個頑強有效的中央政府，抗清力量終被各個擊破。不論抗戰過程蔣實行的政策如何，以及具體戰場戰役的戰果成敗如何，情況是多麼危急和困難，一個堅持抗戰到底的政府，直到抗戰勝利，就憑這一點，蔣有很大功勞。中共領導的日佔區敵后對日抗戰也是同樣的重要，將敵佔區的人民組織起來，不僅使人力物力不被日寇所利用，更讓人民看到勝利的希望，堅持抗戰，直到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 對日作戰，國共兩黨都已盡力。國共兩黨堅持持久戰，拖垮日寇也對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做出極大犧牲與貢獻。至於有評論認為蔣介石國民黨為保存實力，不積極抗戰，或共產黨軍隊游而不擊，都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是無知，人雲亦雲，成為黨爭輿論之工具，就是被洗腦的白痴。回想當日寇大舉入侵之時，以中國社會當時之人力物力與社會動員能力，以及國民之素質，以中國之國力抗擊已經工業化的日本，幾乎沒有勝算。與全國高漲之抗日輿論相對，也有妥協投降之聲甚囂塵上，出現所謂‘低調俱樂部’，成員有蔣身邊國民黨軍政要員，也有社會精英如胡適等，都是一時之選，戰必敗並非個人貪生怕死與懼敵，而是許多現實條件的考量，可見抗戰之難之艱困，抗戰所需准備之犧牲與意志之堅強。然而戰爭不僅是雙方物質力量的較量，也是意志力的較量。中國所堅持實行的持久戰戰略，並非某個戰略家異想天開或領袖個人設想，而是根據中國國情的無奈之舉，以中國農業社會之有限物力，對峙日本工業社會之雄厚物質生產力，惟有避免直接戰場碰撞，減少社會物力消耗，以中國廣大空間換取時間，持久戰拖垮日本國力。持久戰將是一個曠日持久的戰爭，而拖延時日的戰爭對於處於被入侵佔領與弱勢的一方，其被佔領區的民眾，以及在佔領區堅持抗戰的民眾，都將成為侵略者刀鋸下的魚肉。 中國幅員廣闊...

 8.6 工業化道路首先是權力重組之路 中國工業化道路首先是為社會重組掃除障礙，然后才是工業化之路。一個社會的工業化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物質生產技術的學習與社會生產結構的簡單重組，而是一個完整社會的重組，也必然涉及社會文化思想與社會組織結構，社會利益團體關系，利益與權力與的相應調適，需要調整的越小，工業化的阻力就越小，反之則越大。相較於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毫無疑問，日本社會無論在文化，社會結構，地域及與人口，歷史文化包袱，日本民族與社會在工業化之路都有輕車簡從之便。而中國則不然，太多的歷史文化包袱，以皇權為中心，社會的傳統習俗與文化思想雖然以儒釋道為體，而當涉及根本利益其本質卻是以暴力文化為根本。社會表面以儒家思想為准則，而儒家道德並不能規范豪強尤其是皇權對社會的掠奪，社會文化的本質就是儒家為體，同時以皇權暴力為根本為基礎的社會權力結構，任何可能危及甚至僅是不受皇權青睞的事物，無論是社會思想文化或習俗，都可能遭到毀滅性摧殘，而無需經過任何法律程序（法律程序屬於所謂西方文化的話語，而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話語），皇權就是法律，就是法律程序，就是一切暴力行為的依據。在皇權暴力為根本的社會文化環境下，一切社會事物，文化思想習俗，乃至社會利益集團，階層與傳統社會的宗族都以依附皇權作為生存的根本，而以皇權為核心由上至下形成鐵板一塊的社會結構，如果社會是一部機器，所有零件與整部機器都是圍繞皇權利益而運行的。這樣的社會結構及文化根本，決定整個社會與國家的命運，‘一言興邦’未曾見，一言毀邦卻常有之，形成中國傳統社會最堅硬的板塊與沉疴，決定中國社會周期性顛覆的本質。 社會的運行有其自有內在的的軌道與邏輯，不為外在事物所轉移，清廷所處歷史周期決定了洋務運動的命運。掌握皇權的滿清皇朝歷經兩百來年的延續，有如歷代皇朝經歷所謂盛世，又逐步走上腐敗，結黨營私、相互傾軋、賣官鬻爵、賄賂成風，官場與社會脫節的老路，這已成為中國傳統社會與皇朝崩潰不可逆轉的命運。以歷代皇朝所經歷的軌跡與命運，滿清皇朝進入與社會脫離的末期，無論從氣數與命運都已走入末年，這就是天時，天不假年，皇朝的末期也必然相應國家社會對外來事物的應對。就如同歷代皇朝末年對社會的脫節與無知，滿清皇權對社會民情乃至國際相關情勢完全脫節，初始狂傲無知，以天朝自居，后又累遭挫折，進退失據，對西方列強畏敵如虎，又累累硬碰而簽下許多不平等條約...

 第八章 近代中國之道路 8.1  中國道路1840-1911 中國傳統社會無法靠自身文化力量走上工業化之路，當西方列強遠渡重洋來到東方，中國就必然遭受西方工業化列強欺壓擄掠，不僅在堅船利炮之下成為列強的市場與原料產地，隨之淪為半殖民地，遭受亡國滅種的危機。中國近代史即是一部中華民族血淚史也是救亡圖存的歷史，而中國之所以淪為西方列強的魚肉就是技不如人，沒有先進的物質生產技術與產業，引進與學習先進的生產技術與機器，引進現代知識，實現工業化，是中國免於淪為殖民地及亡國的唯一道路。然而中國追求工業化的道路遭遇許多挫折，工業化的進程又落后於日本，最終使古老中國不僅面對西方的掠奪，還加上倭寇的血腥屠掠，古老中國之命運更是雪上加霜。中國的近代史就是一部追求工業化不得，備受列強壓迫，歷經危亡，充滿羞辱與血腥的歷史。 8.2  中國近代史至清亡大事件 鴉片戰爭打破傳統中國與外界的自我封閉。兩次鴉片戰爭迫使古老中國不得不重新認識外部世界，自翊的天國與外部的碰撞，竟然如此虛弱不堪，外部的蠻夷並非愚昧之邦，中國的閉關與拒絕交流無疑是作繭自縛，終落后於時代，為人魚肉。列強的逼迫與貪婪迫使清廷及中國社會不得不引進學習西方知識與技術，以自保圖存，開始洋務運動，同一時期的日本已開始明治維新。 1840-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鴉片戰爭向中國朝野上下全社會揭示了蠻夷不在隻是來華從事貿易或傳教的化外夷人，而是以堅船利炮強大軍事力量為后盾，隨時可能顛覆中國的化外之邦，也即是中國面臨危亡。無論願意與否，整個中國社會從渾沌的中世紀農業社會作為殖民地被拖進屬於工業化的近代社會，與西方對比，清廷統治者的夜郎自大，文化思想落后無知，傳統社會的懦弱愚昧曝露無遺，傳統思想文化受到重大沖擊，社會知識精英，萌發向西方學習，師外夷之技以御夷，注目外部世界，探求新知，尋求強國御侮之道，可以說是中國走工業化的社會文化思想的鋪陳。 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60）處太平天國中期，英法聯軍趁中國太平天國內亂發動戰爭，擴大在華權益，俄國掠奪土地，英法聯軍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對中國社會朝野從文化和心理都造成了沉重打擊，給中國社會與文化留下巨大陰影，影響深遠。戰爭失敗，割地賠款，痛定思痛，學習先進技術知識， “師夷長技以制夷”，開始“洋務運動（1860-90），即使是被迫，亦是迫在...

  7.13   中華傳統人文不具備現代文明基因 中華文明與工業化失之交臂，或在工業化的歷史進程中落后於西方，是純屬歷史的偶然，還是中華民族固有文化基因的必然結果，如果從地理與氣候等自然環境造成的社會物質生產與人文差異進行分析研究，也許找到可能的答案，卻過於強調客觀環境之因素，忽略人文思想的主觀能動，過於消極被動。然而如果找出人類走向工業化所必需的社會人文基本要素，或孕育工業化文明的基本社會條件，也許可以從這些基本要素中找到東西方各自固有文化要素的差異，從而找到西方取得成功，而中國則失之交臂，在兩相的比較中找到思想文化層面的根本原因，對未來或有借他山之石以攻玉之效。 在社會思想方面，中國傳統社會思想不具備產生工業化文明的社會思想環境。農耕為根本的社會物質生產文化，儒學為基礎的社會倫理道德及社會共同價值觀，釋道思想為主的宗教觀，共同構成中華文明最基本的傳承基因，以社會人文思想與上層建筑，所有這些都是中華文明進化進步的成果，同樣也是中華文明向前發展進化的基礎，這三大文化基因承載著中華文明繼往開來的根本要素。所有人類文明社會都包含一個最基本的文化要素，就是社會思想，又可分為思想方法與社會思想成果。 思想方法決定思想的過程以及思想的成果。古希臘以詰問與論証的模式討論問題，這無疑對后來思想模式有著重大影響，古希臘時期由於知識與技術手段的有限，許多問題的討論隻能建立在一定的假設基礎與思想觀念之上，這些假設與觀念如果不是唯心的也是無法驗証的，或者說是假設的基礎與觀念往往是唯心的，這些假設與觀念為論証與追問建立了平台，然而論証的過程隻能是可觀測與唯實的，否則討論的雙方就失去共同基礎，論証也無以維系，隻有嚴謹的實証與觀察是論証的基礎，個體的唯實論証最終推向唯物的方法與結果，即使是唯心以始，也必然唯實唯物以終，思想的模式最終走向唯物。而中國自古對自然與萬物的理解就是對道的感悟，感悟也是一種思想的方法，自始一以貫之以感悟的方式認知道的存在，無需基礎的設定與論証的推斷，而是感悟道的存在與存在的方式，也決定傳統文化一種固有的思維模式，感悟而不是論証，論証的起始點需要基礎或假設，過程含有觀察與經驗，過程需要嚴謹，嚴謹則需要客觀，客觀就必然走向唯實唯物，西方或古希臘唯心以始，唯物以終，中國以感悟為手段與方法，即使也有觀察與思考，感悟而不是論証，最終走向唯心與虛無。思...

  7.10   一神教開啟社會共同價值的先河 與古希臘的思想文化同樣重要的，以基督教及天主教為基礎的一神教宗教思想，兩者無疑是西方思想文化的基礎與根本，是西方文明與思想的雙軌。基督教的宗教思想通過宣教而形成以社會大眾共同認知做為社會共同的價值基礎，也即是所謂思想意識形態（宗教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社會共同文化價值，並以社會共同價值凝聚社會力量推動社會的演化。這種以一神教為基礎的猶如意識形態的社會力量，使社會形成獨立於世俗政治權力之外的權威，這無疑也有利於形成社會的多元文化。毫無疑問，實現真正的社會多元首先從世俗權威與思想文化的分立與多元開始。 在宗教思想或形式上，西方在公元前猶太民族出現了一神教，一神教的天主教與后來的基督教形成了西方文化及文明的強大思想與社會力量，成為社會力量的一極。而中國在宗教思想上長期停留在巫術文化及多神教的混合期，種種原因一直沒有進入到一神教的宗教思想時期。在思想上，相較於巫術文化及多神教，一神教是人類思想以及宗教思想一個質的飛躍。 首先在思想上，一神教跨越了多神教零散，碎片化的宗教觀，這種零碎與碎片化是人類對環境原始的有限的認識必然結果，人類隻能借助不同的神甚至巫術解釋表面毫無關聯的各種現象。隨著人類物質生產手段的進步帶來的知識積累及思想發展，人們進而從不同事物表象的先后次序追尋事物的因果，相互必然的關聯，以及事物表象背后可能存在的內部關聯或本質聯系，這種可能的或被人們發現的內在關聯無疑會啟發人們產生對生存環境或所有的一切包括宇宙及人類自身都存在著某些內在的關聯。這些所有的內在關聯也可能存在有一個唯一的主導者或設計者，這個唯一就是一神教的上帝。或許一神教僅是某位哲人，有感於社會人性的脆弱與自私，各懷私心難於駕馭，而多神教社會作用的碎片化難於凝聚人心，需要為社會創造一個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意識與社會價值作為社會的共同意識基礎，一神教就是有意設計的思想成果，這也不無可能。站在現代文明的視角，人們可以對這些假設提出許多批判的觀點，然而相對於多神教或巫術文化而言，一神教對社會大眾產生的規范與凝聚社會作用，無疑更接近於現代文明思想，這不僅是宗教思想的跨越，也是人類思想裡程碑的跨越。為了使這個唯一的神為社會大眾所接受，眾多先知對教義進行必要的解說與拓展，也就必然產生了一套完整嚴謹，並與相應的物質生產與知識...

  7.7   中華人文思想缺乏追求事物本源意識 忽略對事物本質究根問底的探求，注重事物表象的類比與模仿，坐而論道（學），最終實質成為坐而論術。‘本質’一詞在古漢語中含有形體與品質的涵義，形體既是表象，品質主要指質地（ quality ），而本質（ essence ）做為事物內在根本的涵義在漢語原意中並不明顯，本質做為事物內在根本的涵義應該是在西方哲學被引入中國之后。品質與本質的區別在於，品質是側重於指事物的有用性，而本質則指事物區別於不同事物的內在本質或根本。品質是對事物有用性的認知，是意識的認知，是意識主體對物質客體的感知與回應，受意識主體的評判，是后天的，而本質雖然也是意識的認知，卻是無關意識的客觀存在，是先天的。可以說中華古人文思想並不注重對客觀事物內在根本的研究或探求，而在下意識中注重於對事物表象品質或有用性的裁決，從而未能形成通過以觀察與分析客觀事物或客觀存在為基礎的，從而探求事物本質的思想方法。由於缺乏追求事物內在根本或本質的思想根源，中國眾多傳統文化經典基本都是論術之作，論術之學，而不是論道之學，論學之學，探求事物本質之學。道教經典《道德經》，道教或道家哲學思想的重要來源，無疑對后來中華文化思想又巨大影響，不論其論道還是論術，其敘述不追究道的本質，充滿表象類比，玄妙飄忽，必誘導后人落入論術或表象運用而忽略事物根本而不自知。《易經》是中華群經之首，實為算卦之書，與道德經一樣，對表象的觀察與歸納得出其規律性的認知，然而這些認知與表述僅停留在自以為知其然而不究其所以然，即僅停留於對表象的觀察與認知，而不去追究事物（表象）背后的本質，也不可能通過這些具象去追求本質，這些不足無疑有著不可避免的時代局限，卻也使后人蕭規曹隨，走上究其然，不究其所以然的思想模式。知其所以然是建立起准確的分門別類的自然與人文學科的根本，不究其所以然的思想模式也許是數千年的中華文明未能像西方文明那樣產生出精准科學的根本原因。   中國歷史上出現許多方士，術士，縱橫家，經略謀士，無疑與傳統經典的類比思維的論術與謀略之學有著千絲萬縷的文化思想關聯。社會學或人文知識是觀察研究與人相關的現象，而人的思想意識認知的千差萬別使過程與結果都包含許多不確定的因素，也即是人文與社會知識總是與或然率相關的，這不僅使類比思維的不嚴謹提供現實基礎，也為傳統社會方士與術士...

  7.4   道教與巫術文化的思想本質是一致的 儒釋道思想學說形成與固化了傳統中國社會的思維模式，在早期以社會歷史思想延續而言，道家或巫術文化的就是主要的思維方式，而許多巫文化的思維模式也殘留於傳統文化之中。 由於人類社會相當長時期處於原始或亞文明的時期，巫文化對事物的解釋與理解也必然成為相應人類社會的文化與思想模式，這種思想模式的具體特征，就是對不同事物表像之間關系的關聯臆想，這些關聯是臆想的結果，並不需要存在真實的因果關聯，隻要不可以証實也不可以証偽，就有可能成為對事物的理解與知識。隻注重事物的表象，並主觀解釋表象之間的關聯，忽略表象之間內在的因果或必然關聯，而具體的社會表現就是不重實証。輕信謠言，造謠傳謠，特殊當普遍，個別作為一般，欺人以至最終自欺，這都是中國社會常見的現象，也都是巫文化殘余的表現。由於不能証實或証偽，信也就成為巫文化最根本的基礎。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中國人普遍接受的食補觀念的食型補型，就是表象關聯的移情想象。再則，心誠則靈，信則有不信則無，是中國社會許多民眾常有的觀念，就是巫文化觀念的殘余，而鄉村存在的驅鬼更是巫文化最明顯的特征。 巫文化或多神教的思維或思想模式是一種類比思維的模式，就是在具有同類表象的不同事物之間進行分析比較，從一類事物的表象及相應規律推斷另一類具有類似表象的事物也具有相似的規律，即不需要建立在對大量特殊事物或個案分析研究，也不需要追究事物的因果。類比思維可以在歸納與演繹無能為力的一些領域中發揮獨特的作用，在缺乏知識積累以及有效觀察研究手段的時期，尤其是在對觀察事物缺乏足夠例証的環境下，即無法証實也不能証偽，通過類比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向。這種分析的方法不僅靈活有效，也簡單易行，對於思想方法及實驗手段都相對落后原始的社會歷史時期不抵是重要及行之有效的，然而類比的思維不注重事物的本質及嚴謹的因果推斷，也就無法建立起嚴謹的學科做為后繼研究的基礎，類比方法的成果也僅能做為孤例而存在，未能對后繼開拓與研究起到推動的作用。類比思維成為巫術文化即多神教原始文化最普遍的思維模式，這也許是長期禁錮於類比思想方法的中華文化在人文及科學技術無法進步的思想根源。   中國傳統的多神教思想模式不利於產生嚴謹的系統性的思想體系，也無法形成積極的社會力量。道教思想體系或思維模式不僅是原始中華文化思想模式的起源，...